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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現在很多城市管理的做法，有慣性思維，不計經濟成本，不計社會成本追求城市潔癖，給城市發展帶來了嚴重危害。
文／李鐵
什么是生態宜居？長期以來大家都覺得這是一個視覺概念，有很大的空間，在大自然里生活就是生態宜居，其實這是錯誤的。世界自然基金會的主席——一個美國前著名房地產商提出的“生態宜居”是這樣的：在有限的空間內實現資源的最佳配置。包括出門能步行、不開車，宜居宜業、高度集約的城市發展模式。
根據我個人的認識，世界上最好的一些生態城市，包括巴黎、羅馬、紐約、巴塞羅那等等都是這樣的緊湊型城市。所以，最重要的是城市的多元功能能不能滿足各種生活需求，能不能減少資源浪費，這是生態城市的核心問題。
生態城市的標準應是資源配置效率，而非視覺效果
如果我們看城市人口密度：東京621平方公里，人口895萬；首爾605平方公里1014萬人口；人口密度上看，東京是1.4萬人/平方公里，首爾是1.6萬人/平方公里，紐約是2.7萬人/平方公里，巴黎是2.5萬人/平方公里，北京東城、西城是2萬人/平方公里了，浦西平均3萬多人/平方公里，廣州也是3萬多，重慶中心城區也是3萬多。我們從視覺看類似的城市密度有壓抑感。但是如果讓你選擇一個城市去生活，大家肯定會選擇香港、上海這樣的城市，因為便利，發展水平很高。雖然人口似乎是爆炸了，但全世界最發達的一些城市中心城區的人口密度基本都如此，說明這種城市的資源配置效率最高。
所以，在高速現代化的城鎮化進程中，怎么認識生態城市？我個人認為，要把緊湊型發展、高人口密度和資源配置好作為生態城市最重要的標準，而不是把視覺效果作為標準。我們常常對于生態城市有誤解，比如一提紐約就以為中央公園是最好的，其實不是，重點是資源配置效率。
我們可以找出中國的一些相反的案例。在民權縣，一個90萬人口的城市，修了近3000公頃的生態公園。看似挺好，但是加大了成本，加大了政府每年的財政支出和維護費用。在我們近些年的城市建設中，這種大廣場、大公園、寬闊的生態主干道、大院式房地產的模式我們已經習以為常了。其實這種粗獷的發展模式形成固化的城市格局，嚴重制約了城市發展，使得城市越來越不方便。
比如說，這么寬的城市街道和大院對城市形成了切割，造成微循環交通系統的堵塞。著名經濟學家周其仁曾經做過統計，巴塞羅那每平方公里有103個路口，北京每平方公里只有14個，我們的路網密度太低了，所以導致北京交通嚴重堵塞，碳排放增加。
近些年我去全國的一些城市和地方政府官員進行交流的時候，發現他們有一個共性就是“城市潔癖”，把城市的視覺功能過度放大，不容忍任何有礙于視覺的污點出現。這種城市潔癖不僅出現在三四線城市，特大城市也有。
比如最近清理天際線，說城市建筑廣告會影響到天際線。可是廣告是建在城市建筑上面，影響天際線的應該是樓而不是廣告。何況低樓層甚至平房的廣告怎么能夠影響到天際線？這種城市潔癖導致決策的時候包容度變得越來越差。比如采取運動的方式清理城市街區服務業經濟穿墻打洞的現象，不惜犧牲就業，不惜會影響到城市居民生活的方便，也不惜使得已經十分活躍的城市服務經濟得到扼殺，而采取如此苛刻的治理就是源于城市潔癖。
我們回看全世界的城市以及歷史上的城市，城市不是要僅僅滿足所謂的視覺功能的，要滿足在城市居住人口的多元化功能，例如就業是最主要的功能，還有消費的功能，當然需要更多社會和政府提供的服務功能。
既然有這么多功能，就一定會出現所謂的個性化特征。我前些天在中國古村鎮大會上發言就講到，我們現在回不到過去，沒有辦法再形成有歷史的古村鎮了。我們到任何一個古村鎮上去參觀，有不同建筑規模的大宅子，有幾出幾進樓堂、院落、水面，可是現在不可能再有了。因為人均就三分地，新農村建設全部都一樣的樓。房地產商開發過去的仿古街區和地產項目也是一個模式，哪里有個性啊？可是我們都去過歐洲，對那里的歷史建筑群有深刻的印象，因為每一棟樓都有鮮明的個性特征。
不同的個人喜好在一個空間組合里面形成一種特別有歷史價值的景觀。如果我們按照一個官員的標準去評價一個城市，按他的想法來理解這個城市，這個城市還有個性嗎？正是因為有不同的人、不同的喜好、不同的收入水平和不同的建筑形態選擇才形成了城市的個性，這種個性是集合體。而如果按照某一特定標準去建設和管理城市，否認了個性特點的存在，城市肯定是失敗的。
千村一面有土地制度的問題，千城一面就是管理體制的問題。在我們現行的管理體制中，官員一個號令就可以全城大動干戈，按照他的方式去塑造這種城市，這種城市是“生態”的嗎？我們過去經歷了無數失敗的教訓，比如大拆大遷。怎么造成的呢？就是按照某一個官員某時間的想法和喜好把過去所有的舊建筑變成新建筑，一個號令全市執行，使得城市都是一個模樣。
城市的功能不僅僅是視覺的，更要滿足城市里生活的各種需求。有點像家庭里的裝修，要不要解決吃飯的問題？要不要解決孩子生活的問題？衛生間的設計？還要考慮成本，更要考慮夫妻之間認知的不同和相互的包容。可是我們現在很多城市管理的做法，有慣性思維，不計經濟成本，不計社會成本追求城市潔癖，給城市發展帶來了嚴重危害。
外來人口提供的市場化服務補齊城市短板
生態城市有它的發展規律和范例。中國在城鎮化發展進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歷史，形成了一部分粗放模式的存在。但是無論城市發展成什么樣，市場經濟會逐漸滲透到城市的每一個角落。
我們曾經的大院式經濟使得居民的生活非常不方便，如何來補齊的呢？是通過市場的自發效應來補齊。舉例來說，北京的生活便利性和上海相比差很多。但是近些年北京的快遞業比上海發達很多，快遞的興起正是因為我們過去的城市規劃、城市發展模式過于粗放，使得市場通過互聯網快速地進入了城市的各個角落。市場通過新經濟模式深入到每個家庭來解決城市出現的不方便問題。支付寶、微信、網購以及各種互聯網家政服務補齊了城市發展的短板，這和中國過去的城市發展誤區有直接的關系。
互聯網還讓城市形成了新的文化生態。現代城市最大的特點是人和人之間是陌生的，老死不相往來，不知道樓上樓下住的是誰。我們過去包括我自己曾經經常批判大廣場的模式，而現在我們看到了一種新的文化模式通過廣場舞、公園開展起來，變成了新的社會交流媒介。我認為這就是“城市短板，市場補齊”，文化的作用也是一種市場補齊。
所以，按照傳統的發展觀認識城市的時候，我們可以無數次地批判。而同時市場也在自動地發揮作用，對城市景觀和城市的資源配置形成新的校正。過去我們認為粗放型的城市，雖然基礎設施改造的成本依然高，但是現在通過市場化的網絡經濟來方便城市居民的生活。當我們過去可以把大部分時間放在出行上，為不方便而耗費了大量的時間成本。網絡經卻還可以實現時間的置換，使得不出門就可以享受到各種服務，我們可以把節約的時間置換出來去從事更新潮流的消費活動。舉例來說，為什么互聯網從業人數方面，北京是上海的將近3倍，市值排名互聯網公司前10名中北京占了5個，上海占了1個。這說明在這種城市粗放型的發展模式中，不得不通過互聯網對城市的經濟生態進行有效的補充。
共享經濟、共享經濟也是和城市的發展密切相關。過去有很多的政府思維模式遠遠滯后于市場的運行方式。例如許多城市政府修建了共享自行車，但是由于政府的思維模式，自行車停放地點固定，沒有解決最后一公里的問題，因此一直得不到廣泛推廣，花了很多錢、消耗了很多資源，但是與目標相去甚遠。互聯網共享自行車興起以后，真正地實現了環保低碳的出行，解決了最后一公里的問題，大大減小了公共交通的壓力。共享出租車自動把把黑車市場也擠掉了。這說明市場自動進入城市的服務領域改變了城市空間的利用狀態，市場的方式也把過去政府不能提供的資源或者短板自動補齊，使這個城市變得越來越生態，越來越節省資源。
討論生態城市一定不能忽視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市場如何來補短板？是通過新經濟模式和人來補的短板。談到這里就不能不提城市面臨的人口問題。我們現在城市居民分成外來人口和戶籍居民，但實際上全中國經濟發展水平最快的城市基本上都是移民城市，是外來人口占比最高的城市。北京有840萬外來人口，上海有900多萬外來人口，佛山戶籍人口和外來人口各占一半，深圳外來人口是本地人口的三倍，東莞比例是4：1。
在北京，絕大多數方便我們生活的小店都是外來人口開的，比如理發店、飯店、百貨店、超市。外來人口是最有活力的人口，他們通過市場化的服務把城市短板給補齊了。所以，外來人口是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前幾天在財經年會上講過，沒有840萬外來人口，北京沒法生存。他們通過市場的方式進入到北京，既解決了他們自己就業的問題，也解決城市發展的短板問題、和服務業嚴重短缺的問題。
城市的問題不能靠運動式的方式來解決
要正確認識城市短板和治理間的關系。北京發展了幾十年，由于外來人口進入，形成了個性化的經營模式，這一定不是按照政府規劃進行的，是按照所有的個性化進入者自己的設計來打造的經營場所，根據自己收入能力來建設經營場所。因此門臉是個性化的，廣告牌是個性化的，內部的裝飾也是個性化的。正是這種個性化的色彩使得我們的城市變得繁華了，變得生動和豐富了。然而這個個性化過程卻和一些城市管理者的城市潔癖觀發生了沖突。一些領導看著不好看，認為影響城市的面貌和安全。其實這在中國的許多城市都是普遍現象。政府和市場在治理過程之間發生了矛盾。北京之前開始治理穿墻打洞，現在又拆廣告牌、疏解人口，其實都是在城市潔癖的主觀模式下出現的一種矛盾。
可是，這840萬外來人口，這些穿墻打洞所清理的店鋪，這些廣告牌，他們是和北京人的生活連在一起的，我們的生活離不開這些具有豐富個性產品的服務空間。我舉一個例子，中低收入人群一定要選擇最適合他們的消費生存空間。可是如果各個角落的蒼蠅館子、各種小店不存在了，這部分人怎么生活？我的單位在三里河的寫字樓里，后邊有一條街原來都是蒼蠅館子，在一次整治中全部拆掉了，員工沒有辦法出去吃飯了，只能吃食堂。可是大家都知道，食堂的飯菜管理好的還可以，如果管理差的很難入口。還有就是年復一年吃一種食堂的飯菜，肯定也會產生食欲疲勞。所以我們需要蒼蠅館子，需要街邊小店。而街邊小店的生意也很興旺。可是往往我們在城市治理過程中，在一種主觀的愿望下，去進行清理。
城市治理往往直接涉及到兩類人口：一個是外來人口本身，一個是我們城市的絕大部分居民，包括中低收入人口人群。如果這種治理結果使得大部分城里人和外來人口感覺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影響，感覺到就業的前途被扼殺，感覺到城市的生活越來越不方便的時候，影響的是民心。所以政府如何在城市治理過程中處理和市場之間的關系，是擺在我們管理者面前的一個非常大的課題。
我們經常以城市潔癖的方式看待某些城市的現象，這些問題確實存在，但是如何解決呢？它不應該是通過一陣風運動式的方式來解決，這樣只會喪失政府的公信力。而是要通過細致的服務去解決。例如能不能用補貼的方式解決共享自行車企業面臨的經營壓力，畢竟是給城市提供了如此之多的利好。能不能通過PPP的方式購買公司的服務來解決自行車亂停放的問題？能不能把有安全隱患的門臉和違法建筑納入政府的日常工作管理范疇？對廣告牌的擺放在不涉及安全的大前提下能否以更寬容的姿態來面對呢？對于外來人口我們是否能夠采取更包容的方式來提供服務？
過去三十年的城鎮化在一些城市的建設方面我們通過運動的方式大拆大遷，形成了千城一面的結果，也曾經引發過無數社會矛盾，也造成了許多城市發展的誤區甚至是尾大不掉的爛尾。我們不能再通過運動的方式把市場對城市補齊的短板打掉。這對政府執政能力和治理能力提出非常嚴峻挑戰。
通過市場補足短板一定會有利和弊，我們要看看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還要看哪些和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關？哪些是和人民的利益最相關？要把最多的人民，包括城市戶籍居民和外來人口的“利”放在政府執政的最前端，才有可能處理好在城市治理過程中發生的一系列矛盾。政府要做好耐心細致的服務，從“管理型政府”變成“服務和管理并存的政府”，只有這樣，才能有好的低碳生態和好的社會民心生態，這才是最重要的生態城市觀。
習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講了，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我剛才講的這些都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我們需要外來人口跟我們共存，我們要增加包容性，對外來人口的包容性、對城市視覺的包容性、對城市問題的包容性。夫妻之間還會吵架呢，能隨便離婚嗎？城市有這么多的問題，就能把它清掉嗎？不可能的。這種包容性要滲透到政府治理的各個角落，要變革我們的執政理念，要排除精英性的思維和主觀思維方式，這樣才能體現出生態宜居最重要的理念。
（作者為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理事長、首席經濟學家，本文為作者2017年12月12日在“2017未來城市峰會”上的發言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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