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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現代社會生活中，只要涉及到利益、權利和責任，我們就需要出具各種各樣的證明進行確認。但是，現在人們的時間大多都糾葛在不斷地證明之中，甚至無證明事情就辦不成。如果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用證明的方式解決一些利益問題、責任問題、權利問題確實是社會歷史的進步，這種證明方式最起碼規避了原來的主觀經驗的判斷，具有很大的客觀性和科學性。這就說明，問題的本身不在證明。

　　近期，各地一些媒體與網絡相繼報道出了各種各樣奇葩的證明。例如新京報報道的“已經攜手走過69年，卻被要求證明夫妻關系”；安徽商報報道的“我結婚前是未婚”、“我老婆是我老婆”等奇葩證明。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最近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對網絡上瘋傳的“奇葩證明”進行了批判。他費解地發問：老百姓辦個事兒咋就這么難？政府給老百姓辦事為啥要設這么多道“障礙”？

　　媒體報道的這些證明中，如果從字面意思的表達，似乎僅僅是違背了常識和常理，可是有些證明的問題涉及背后的巨大的利益、很多的責任糾葛，更需要客觀地厘清。筆者認為，我們面對此問題不僅僅應該停留在批判這些證明的奇葩上，應該將心思放在這些“奇葩證明”為何會存在，存在后如何解決上面來。

　　那么，對于各種職能部門而言，讓人們開這種無法開出或很難開出的證明到底意味著什么？

　　首先，凸顯了職能部門對于人民公仆理解的缺失。

　　行政機關的公務員的實質是人民公仆，人民公仆這四個字意味著要為人民服務。這是一種理念，更應該是體現在具體工作中的一種態度和行動。對于這些看似無法看出的證明，我們是否想過如何來有效地處理，如何在解決問題的同時，化解這種困難，我們是否認真地思考過，這種問題有沒有更好的方式來解決？

　　筆者認為，我們的職能部門不能為了推脫自己的責任和降低自己的風險，而把各種困難轉嫁給人民。

　　如果在工作中如果能夠對多種信息進行資源共享，那么需要自己的證明的問題會越來越少，這樣一來，既能提高我們的工作效率，又能減少群眾不必要的麻煩。

　　最后，從根源上看，不合理的行政審批制度才是辦證難的根源。

　　一些部門和工作人員的自由裁量空間過大，沒有根據法律和制度的規定來操作，有的甚至吃拿卡要、尋租牟利，這種頑疾亟須治理。多重的行政審批，各自為政，缺少互通和信息的共享，這些都是和服務型政府不相符合的。因而，簡政放權是解決問題的重要路徑。